我们很多人最近都在思考流行病，在试图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时，回顾历史，往往可以寻找和借鉴到一些经验教训。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只有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才会遭受那些可怕的疾病传播。然而，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就在几代人以前，世界上许多最发达的城市，也曾面临大规模疾病的爆发和为了控制病毒带来的种种挑战。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共卫生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依然在不断发生着，世界各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
作为一个领先的国际大都市，纽约在应对和适应全球流行病的历史上做出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今天很少有案例像纽约 1918 年遭遇西班牙流感那次具有历史意义。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纽约市乘坐有轨电车的女性都有意识地避免让她们的裙摆接触地面。因为许多乘坐有轨电车的男人有嚼烟草的习惯，经常会直接在地板上吐痰，时间长了，那些聚集在地板上的痰混合形成了传染病的主要滋生地。
“当心吐痰者！” 布鲁克林抗结核委员会发布这样的警告。类似这种积极的运动通过鼓励加强公民的卫生意识来控制结核病的传播。公共志愿者和警察提醒人们注意礼貌，通过公共监视和轻微罚款，改善了公共卫生。为了隔离受感染者咳出的痰，他们还推出了烧瓶和可燃烧纸杯等医疗设备，虽然后来被证明这些方法不一定有效。
还有诸如房屋改革法要求改善通风，以及分发卫生小册子等努力，改善了街道清洁。最重要的是，纽约认识到有必要将这些小册子翻译成意大利语、德语和意第绪语等，以跨越其不同居民人口中的各种语言和文化障碍。多措并举使纽约变成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所有这些公共卫生工作都为 1918 年的流感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当 1918 年流感爆发时，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纽约创新的卫生疫情应对系统进一步升级。据估计，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感染了大约 5 亿人，夺去了多达 1 亿人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此受损的中青年士兵比例远远高于老年人或更年幼的人。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战争时期在敌人面前显得软弱，对流感的报道很少。
由于没有诊断测试、疫苗、抗病毒或抗菌药物，也没有像呼吸机那样的 ICU 支持，人们依靠阿司匹林、奎宁、松节油、盐水、局部按摩、以及 Bovril（牛肉汤）来缓解症状。纽约市实行错峰办公，以避免高峰时间拥挤，并建立了 150 多个紧急卫生中心。分批次隔离确保了物资可以继续流入欧洲为战争提供支持。还有在结核病时代发起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提醒了人们注意打喷嚏和咳嗽，减少吐痰，并报告感染。对受感染者进行隔离和检疫，降低了直接接触的交叉传染，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通过病例报告鼓励信息共享，也都有助于减缓疾病的传播。
然而可悲的是，在 1919 年西班牙流感结束时，还是有 33000 名纽约人去世了，这让 560 万纽约市民对未来感到震惊和不安。最终纽约市的死亡率为 4.7%，而波士顿和费城的死亡率分别为 6.5% 和 7.3%，考虑当时的极端形势，这个数字着实算是优秀了。纽约市的经验就是一个范例，说明如何将传统和创新方法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不断变化的公共卫生事件。
如今，随着疫苗、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的改善，城市储备了一些直接面对疫情的资源。加上重点推行公共卫生宣传来调整个人行为，以及实行病人隔离、检疫、鼓励信息共享等措施，疾病控制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相比于一个城市在一个多世纪前做出的防疫工作，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防止传染病爆发，并在威胁出现时及时作出反应。下一波公共卫生实践的改进，特别是应急工作的改进，一定会取决于我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做好这种准备，并将上一个时代的成果标准化，以造福全人类。
——D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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