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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翻译的最高标准是什么?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西方的翻译观是有区别的:中国的译者更加感性,翻译的时候会把读者记在脑子里,更爱使用一些修辞来使译文可读,而西方的译者则更加遵循语言各项规则。

下面中西方翻译学者关于翻译标准的一些典型学说,从中可以看到中西方翻译思想和标准的差异。

中国翻译标准

中国的翻译标准源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即凡是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绝对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因此,翻译一定要遵循原文,忠实地表达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传统翻译标准基本上围绕一个“信”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朝着以译者和读者为中心的方向转移,显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严复的“信达雅”

清朝末期,中国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在《天演论》首卷《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 “信达雅” 标准。“信”是指“意义不背本文”,“达” 指译文顺畅,读者可以理解目的语翻译,“雅”则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从而使翻译有文采。“信,达,雅”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标准成为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与核心。

傅雷的“神似”

傅雷是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他在 1951 年 9 月撰写的《重译本序》一文中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傅雷所说的“神似”包含两个层面:其一要传达出原作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其二要透出贯穿原作的神韵和风格。

钱钟书的“化境”

“化境” 出自钱钟书于 1981 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样的译本,按钱钟书的看法,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有人曾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灵魂依然故我。

西方翻译标准

西方的翻译历史比中国早 300 多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翻译流派,但对翻译本质及标准问题的探讨同样构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核心。这些讨论基本上围绕着直译与意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

奈达的“动态对等”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著名的 “动态对等” 理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交际行为,译者应尽量把原文的意思传达给译文读者,做到 “最近似的自然等值”。他的标准是 “动态对等”,即要求译文读者尽可能产生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反应。

弗米尔和诺德的“目的论”

以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 (Hans Vermeer) 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主要代表的功能主义“目的论”是当今世界颇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学派之一。“目的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跨文化的行动,凡是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评判译文的标准应该看预期效果是否达到。因此,翻译标准自然就要以译文目的为决定因素。

佐哈儿的“多系统论”

“多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文学、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由一系列不同却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系统组成。翻译文学就是文学系统中的活跃因素之一。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

其实,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标准,都离不开“信”或“忠实”,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同时也不忽视读者的接受水平和译文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如此看来,好的翻译就如同“再创作”,它既是对原作的诠释,也是对原作的提升和超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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